1942年，毛泽东与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各位代表拍摄了一张集体照。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计划由毛泽东、博古、何克全出面，组织延安文艺界人士召开一次会议，旨在就作家的基本立场、文艺政策导向、文章风格、受众定位及创作主题等议题展开讨论。同年5月2日至23日，该会议在中央大礼堂顺利举行，参会人员涵盖了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及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总计超过百人。这次会议对党后续制定文艺政策及推动文艺工作的稳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会议中的发言，以及随后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讲话，让众多与会者感到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仿佛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认知之窗。尤其是那些有幸与毛泽东直接交流的文艺工作者，他的言谈和举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记忆。
毛主席洞察力强，针对文艺界存在的诸多问题，他能迅速而准确地把握核心要点。
为了全面把握延安文艺界的真实状况，毛泽东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他与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多位文艺工作者长时间交流看法，并请求他们协助收集文艺界的不同反馈。毛泽东展现出深入探究的精神与真诚待人的态度，赢得了众多文艺界人士的敬重与信任。
作家萧军，因其作品《八月的乡村》而广为人知，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较早时期，且在彼时尤为频繁。1938年3月，萧军首次踏足延安。得知《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到访，且他与鲁迅有着深厚交往，毛泽东心生会见之意，遂遣秘书前去邀请，然而萧军因性格直率，礼貌地回绝了这一邀请。出乎萧军意料的是，次日毛泽东竟亲自前来探访。晚年的萧军在回忆此事时，内心充满歉意。他表示：“毛主席那时真可谓谦逊待人，和蔼可亲，胸襟广阔。相比之下，毛主席的伟大显而易见，而我那时年轻气盛，显得微不足道。”
1940年6月，萧军再度抵达延安。他主动拜访了毛泽东，并建立起了一段密切的交流关系。1941年7月，萧军因工作上的问题产生了离开延安的念头。在准备离开前，他前往毛泽东处道别。萧军在后来的岁月中提及：“我去向毛主席道别，他对我即将离开延安感到不解，询问了原因，并希望我能够坦诚相告。鉴于他的真诚与热情，我向他详细讲述了自己遇到的不顺心事。他听后，一方面给予我安慰，承认了延安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希望我能及时反馈问题，协助改进。同时，毛主席也建议我，看问题要全面，要有耐心，并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
筹备文艺座谈会期间，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变得更为密切。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录，1942年4月4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信：“你的信及所附材料我已阅，并已转交给几位同志，感谢你的分享。”彼时，萧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不断将搜集到的文艺界相关资料呈交给他。4月7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邀请萧军于当日下午或晚间前来面谈，萧军如约而至。连续两天，他们深入探讨了党的文艺方针及政策等相关议题。4月13日，毛泽东分别给萧军、欧阳山、草明和舒群写信，请他们协助收集文艺界的不同声音。4月27日，他又给萧军去信：“本周六将举行会议，你可否稍候再行？会议结束后你即可离开。会前我还想与你交流一下，不知你是否有空？我会派马车去接你。《文艺月报》一至十四期已收到，十分感谢！”
丁灵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她的作品在文学界具有显著地位。她以独特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描绘出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与生动的故事情节。她的创作风格多样，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也有对人性本质的细腻探索。丁灵的作品常常引发读者对社会现象的思考，激发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不断追求创新与突破，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她的名字，成为了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1987年5月11日，萧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回顾延安时光——阅读〈延安文艺运动纪实〉有感》的文章。他提及，5月23日举行了最终会议，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总结性讲话，即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讲话为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制定了方针政策，有效解决了文艺界面临的多项矛盾，明确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艺术源泉与发展、普及与提升、歌颂正面与揭露负面、政治与艺术标准、情感倾向等重要关系的处理原则，并基本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洞察问题深刻，准确抓住了文艺界的众多关键问题。据萧军所述，自那次讲话后，文艺工作者普遍遵循讲话指引的方向、路径与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获得了巨大成就。
1936年秋季，凭借作品《莎菲女士日记》而成名的作家丁玲，于9月离开南京，并于同年11月到达陕北地区，受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及张闻天等人的热情接待。自此，她成为了延安文艺界的重要一员，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并频繁与毛泽东交流。但在1941年10月23日，丁玲发表的文章《论杂文之需》引发了关于是否应该“揭露阴暗面”的广泛争议，造成了不小的社会影响。次年3月9日，丁玲的《三八节的一些思考》一文再次引发争议，尤其是招致了前线将领如贺龙等人的严厉批评。进入4月，在丁玲参与的一次高级干部研讨会上，毛泽东对《三八节的一些思考》给予了正面评价，认为该文有积极之处。丁玲晚年时提及此事，表示：“毛主席的支持对我至关重要，我一直心存感激。”
1941年春季，知名诗人艾青与其他三位文化工作者历经国民党严密岗哨的检查，成功抵达延安。不久，他们便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艾青后来提及：“一个初夏傍晚，我们接到通知，在杨家岭的土窑中，初次遇见了我们时代的一位卓越人物——中国民众的领袖毛泽东先生。他的高大而又亲切的形象与笑容，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1942年4月间，毛泽东致信艾青，写道：“艾青同志，有要事相商，若你方便，请抽空前来面谈。”艾青应约前往，毛泽东谈及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困扰，许多人对当前的作品颇有微词，询问艾青对此有何见解。艾青建议召开会议，由毛泽东发表意见。毛泽东反问：“我讲的话，你们会接受吗？”艾青回应：“至少我是愿意倾听的。”两日后，毛泽东再次致信艾青，邀请他进一步交谈，并在信中强调：“关于前日所讨论的文艺问题，请你帮我收集一些不同的声音。”毛泽东特意在“不同的”三字下做了标记。
艾青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主动投身于延安的整风活动中。他提及，自己在思想上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并且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了显著的调整”。
艾青在晚年时提及：“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变迁，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个人，都经历了无数的风雨，许多过往的事情已经逐渐模糊。然而，《讲话》中提出的某些核心原则，却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比如其中提到的‘服务工农兵’的理念……”
抵达此地，我内心深受触动，留下了深刻印象。
2021年8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方网站刊发了一篇题为《以延安精神涵养初心砥砺心灵》的文章。文中提及：“延安的城门日复一日敞开着，不断有怀揣梦想的青年自四面八方赶来，肩扛行囊，满怀憧憬，迈入这座城门。”据诗人何其芳描述，1938年的延安，处处洋溢着崭新的气息。
何奇芬的作品展现出独特的风格。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和描绘世界，让每一句话都透露出别样的韵味。他不满足于传统的表达方式，而是勇于尝试新的叙述手法，使得他的作品总能给人带来新鲜感。在他的笔下，人物栩栩如生，仿佛跃然纸上。他巧妙地运用对话和行动来刻画人物性格，让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每个人物的独特之处。同时，他对环境的描绘也极为细腻，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场景之中。何奇芬的文字简洁明了，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华丽的辞藻。他善于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思想，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轻松理解他的意图。这种朴实的文风使得他的作品更加贴近读者的心灵，让人产生共鸣。总的来说，何奇芬是一位极具才华的作家。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简洁明了的文字而备受赞誉。他用自己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
这段文字出自何其芳的散文《歌颂延安》节选。1938年8月，何其芳离开成都，前往延安。他原本计划只在延安逗留两个月，撰写一篇关于八路军抗战的报告文学后便返回成都继续他的教书生涯。然而，延安充满活力的新生活深深吸引了他。更让他感到惊喜的是，抵达延安后不久，他便有幸见到了毛泽东。这次会面，给何其芳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象。四十多年后，何其芳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次见面的情景和感受。他描述道，毛泽东身穿蓝色布制军装，坐在一张简陋的长方形白木桌前。这张桌子未加修饰，也未上油漆。他们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桌子紧挨着窗户。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旧报纸。他们是穿过一间窑洞式的外屋，才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场所的。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毛泽东1938年的照片那样，他显得有些消瘦，但健康状况良好，精力充沛。黑色的眉毛下，一双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尽管当时何其芳只是刚入伍的新兵，但他却像一名真正的战士那样，立正站好，举手敬礼，等待着他们伟大的领袖发出指示，布置具体的任务。他准备好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
在延安的日子里，何其芳几乎每日都能遇到触动心灵的事。他在1940年的一篇文章《平凡经历述说——回应中国青年社提问：延安之旅缘何而起？》中提到：“抵达此地后，我内心满是感动与深刻的记忆。我反思，需要自我检讨的是我，而非这片正经历着艰巨而伟大变革的土地。我恭敬地举起手，表达我的敬意。随后，我创作了《延安赞歌》。”
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职。1959年，毛泽东提出编纂《不惧鬼怪之事》一书的想法，这一任务交由何其芳负责。书籍大致完成后，毛泽东又指示他撰写一篇序言。时间来到1961年初，毛泽东邀请何其芳至中南海，共同探讨序言的修改事宜。毛泽东告知何其芳，他在序言中加入了一段内容，使之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契合。这里提到的“时代背景”，指的是1959年春，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势力及某个超级大国联手掀起的对华敌视风波。毛泽东还指出：“你的文章原本就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我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我把这些不惧鬼怪的故事视为政治和思想斗争中的重要武器。”何其芳后来回忆道：“我们伟大的领导者对一位自我认知存在不足、缺乏自信的干部所给予的鼓励，是极为鼓舞人心的。”
何其芳于1977年7月离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坚持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颂扬毛泽东》。这部作品在他去世后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书中起始，他提到：“我内心深感愧疚与遗憾，在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生前，我未能创作出一首《颂扬毛泽东》。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并构思这个主题，梦想着能完成这样的诗作。”描述到瞻仰毛主席遗体的时刻，他写道：“我失声痛哭，泪水难以抑制。”“当我看到主席的遗体，立刻回想起与他见面的场景，他多次接见我的情景浮现在眼前。然而，从今往后，我再也无法目睹他的笑容，再也无法聆听他的声音，也无法继续从他那里获得新的教诲。”在书的结尾部分，他记述：“我回想起过去与伟大领袖和导师见面的点点滴滴，那些多次见面的场景依然清晰。这些回忆如此深刻，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它们对我而言至关重要、意义非凡、教育深远。”
刘百翼
刘白羽未曾料到，抵达延安的第三天，他便有幸与毛泽东相见。晚年时他提及：“初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我铭记于心。那日，我们在门口静候，只见毛主席头戴灰色八角帽，身着灰布军装，脚踏粗布鞋，自延安市中心的石板路上大步流星而来，周围人群熙攘。毛主席面容清癯，眼神深邃。与他握手时，我感受到他手掌的宽厚与温暖，那是曾引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岸之手，我心潮澎湃。然而，眼前的毛主席谦逊谦逊，毫无架子。围坐白木长凳交谈时，他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眼神中透着慈爱，给予人莫大的鼓舞，令人倍感亲切，仿佛能倾诉一切心声。”交谈间，毛泽东还询问了刘白羽的工作意向，他表达了希望前往敌后游击区的愿望。
令刘白羽深感动容的是，毛泽东始终铭记着他心中的那份期盼。1939年5月的某个夜晚，毛泽东召见了刘白羽，告知他有一个前往敌后游击区的机会：那就是陪同美国总统特使卡尔逊访问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刘白羽在晚年提及此事时提到：“最初接近毛主席时，我只感受到个人的喜悦。然而，多年过去后，当我不断回想起主席对我的教导，我才真正领悟到，那是无产阶级领袖对青年一代充满热情的关心、栽培与信赖。是毛主席引领我这个缺乏经验的青年步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
1940年，刘白羽重返延安，并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的负责人。面对工作的重重挑战，他首先决定向毛泽东寻求帮助。深夜时分，他鼓起勇气前往杨家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耐心地听完他的困扰，回应道：“确实，工作中会遇到难题，有时甚至非常棘手，还不被人理解。在我们党内，有时也会遭遇误解和冤屈。”接着，毛泽东向他讲述了革命道路上的曲折与不易：“在中央苏区，王明路线曾使许多干部受到打击，有的被降职为普通战士，但他们在长征中，翻雪山、过草地，始终坚定不移地跟随党，为革命事业奋斗。”刘白羽回忆，离开毛泽东的居所时，“我凝望着西北高原上璀璨的夜空，繁星点点仿佛触手可及。多年来，每当我遭遇挫折，总会想起主席的教诲。我明白，那时毛主席不仅指导我如何工作、学习，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如何投身革命。”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前后时期，刘白羽身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重要负责人，负责联系众多的文艺从业者，并频繁地向毛泽东反映文艺界的状况。他忆述：“那段时期对我个人及文学道路来说，是一个关键节点。我与众多同时代人一样，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转变为有意识的革命者，投身战斗。”
2002年，年迈的刘白羽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为《见证历史》。文中他郑重陈述：“我亲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后过程，且至今仍能执笔书写。因此，我自觉有责任为这段历史提供见证。”
严文井以儿童文学创作著称，他在1937年首次推出了散文集《山寺暮》。次年5月，他前往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同年7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39年，他开始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担任教职。在延安的日子里，严文井感受到那里充满活力，从早到晚，青年们的歌声在山间河谷回荡。然而，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与毛泽东之间的交谈。
2015年10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于严文井百年诞辰的座谈会上发言提到：“缅怀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分享他生前的经历，并深入探讨其创作成就，意在从上一代文学巨匠中获取灵感与动力，以回应时代与人民赋予我们这一代文学从业者的使命与责任。”
我找个小凳子坐在观众席最前排，与毛主席距离颇近。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毛泽东于5月30日在延安鲁艺学院的球场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他强调，你们当前所在的学习环境可视为“小鲁艺”，而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大鲁艺”，那就是需要大家深入学习的工农兵群众实践。他提倡，师生们应当走进工农兵群众，从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中汲取养分。毛泽东呼吁，要将“小鲁艺”与“大鲁艺”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随后，延安的文化艺术从业者倡导“走进乡村、踏入工厂、深入军队，与民众融为一体”的行动方针，并积极践行。这一行动催生了众多象征延安文化艺术昌盛的标志性成果。这些创作在当时就广受民众欢迎，且众多作品时至今日，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的不朽经典。
张庚于1934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戏剧学领域的一员。1938年，他前往延安，并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主任。与众多学生相同，他的背景是城市。由于缺乏对工农兵生活的了解，他所编排的大型剧目、外国戏剧以及古典戏剧，在偏好信天游和扭秧歌的陕北民众中并未受到欢迎。当地百姓听不懂，也看不懂这些剧目，因此并不买账。这些文艺工作者因此感到了自己的才能无法得到施展的困境。
张庚起初同样认为，鲁艺戏剧工作的核心在于艺术教育，重点在于提升水平，而其参照标准主要来自国外经典剧目。那时，他视普及与提高为两个独立的任务，认为在延安的条件下，两者兼顾难以实现。
张庚深入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提升需以普及为基础，普及则需提升为指导”以及“融合小鲁艺与大鲁艺理念”的论述后，终于领悟到：“毛泽东早先（即文艺座谈会前）已阐明，提升与普及应既区分层次又紧密相连。我们以往虽口头上谈及二者的联系，但在实践中却过于强调它们的分离，始终未能准确构建提升与普及之间的恰当关系。”
鲁艺团队决定选取陕北民众热衷的扭秧歌作为切入点，组建队伍来演绎“新式秧歌”（民间称为“斗争秧歌”）及呈现“新式秧歌剧”。这种融合传统形式与现代内容的新式秧歌，在形式上广受大众欢迎，在内容上则给人全新感受。特别是剧目《开荒兄妹》，首次刻画了翻身农民的形象，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新式秧歌剧。每当他们进行演出，民众便会说：“去看王大化的表演（《开荒兄妹》的主要创作者及主演）。”毛泽东观赏后，满意地表示：“这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模样！”
从《兄妹开荒》的秧歌剧到《白毛女》的民族歌剧，标志着在普及中寻求提升的一次重要飞跃。作为《白毛女》创作项目的总指挥，张庚时常提醒创作团队：“你们无需考虑其他，只需确保作品能赢得中国民众的喜爱，让他们愿意听、愿意唱、愿意看。”在创作流程上，鲁艺不仅开创了“集体创作”的新路径，还强化了与民众的紧密联系。每当剧本初稿完成后，都会邀请鲁艺的师生及当地干部群众前来观看并提供反馈，整个创作过程伴随着排练与修改同步进行。张庚后来感慨道：“《白毛女》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他强调，这部作品正是遵循了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的指导，即从生活和民间文艺中汲取灵感，再进行创新与提升。最终，剧中的音乐巧妙融合了北方民歌元素与传统戏曲风格，同时借鉴了西洋歌剧的音乐表现手法，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韵味，从而大获成功。它从延安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成为了我国民族歌剧的奠基之作，流传至今，成为经典。
《白毛女》剧本核心撰写人贺敬之回想起过去，提及在鲁艺学院的运动场上，“我坐在人群最前排的一个小板凳上，位置离毛主席很近”。在2021年12月的一次访谈中，他叙述道，听完毛主席的发言后，他对“人民文艺”和“革命文艺”的概念有了全面的理解，其中“文艺服务对象是谁”的问题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与群众亲密接触后，他迅速创作出广受欢迎的《南泥湾》歌词，仅用了一天时间。这首歌词极大地激励了抗战时期的全国军民，并且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华君武，后来被称为漫画领域的瑰宝，于1933年前往上海求学，并从此踏上了漫画创作的道路。在全面抗战初期，他接触到《西行漫记》一书，深受触动，认为“此书对我影响深远，延安的一切让我心驰神往”。因此，他于1938年8月毅然前往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深造，随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教职，并兼任美术部的党支部书记。
华君武抵达延安前，在漫画领域已略有声望。然而，他很快注意到一个现象：延安的民众在阅读墙报时，常常忽略他的漫画作品。据华君武叙述，有一次，他们暗中远距离观察民众对墙报的反应。民众对其他内容尚有所留意，但一看到漫画部分，便不再驻足，随即离开。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他当时感到困惑不解。
1942年2月，华君武与其他两位漫画家于延安共同举办了一场针对内部问题的讽刺画展。彼时，毛泽东正深入调研文艺界状况，某日亦前往参观。当值的华君武请求毛泽东提供反馈，毛泽东简短回应：“漫画应有发展空间。”华君武对此一时未能深刻理解，也未敢追问。直至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泽东的发言，并经过数次交流后，他才逐渐领悟。华君武后来提及此事时表示：“回顾往昔，那时的漫画确有问题。”他认为自己的漫画存在两大失误：一是过度夸大，缺乏全面性；二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抗战时期，不应专注于此类题材，而应强调团结抗日。
同年八月，毛泽东邀请了华君武等三位艺术家至枣园，就漫画艺术的未来走向与他们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讨论起始于近期《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幅华君武的作品，毛泽东指出，虽然延安的植树工作存在不足，值得批评，但讽刺手法需谨慎使用。“我们必须分辨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问题，是局部不足还是整体缺陷。”华君武后来提及，自己多年来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区分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原则进行漫画创作。
随后，华君武着手深入钻研民众的日常用语，并选择贴近民众生活的素材作为漫画主题，其创作迅速实现了显著提升，一度被誉为拥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对于众多未受教育的农民而言，他的画作所产生的效应甚至超越了社论。在解放战争期间，华君武还巧妙地通过画笔刻画了蒋介石的漫画肖像。或许是因为该形象极具震撼力，尔滨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竟以“诽谤元首”的“罪名”，把华君武列入了暗杀的名单之中。他所创作的揭示蒋介石假借和谈之名、实则备战真相的漫画《利刃待出》，成为了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在中国漫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华君武在美术与文艺领域担任了领导角色，但他依然持续创作。1962年，他在8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幅名为《不迈步则不跌倒》的漫画。这幅作品深受毛泽东的赞赏。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该漫画连同《中国青年报》上一篇青年作者对它的分析短文，一同被作为大会补充材料分发给参会人员。毛泽东还特别为此加上了批注：请各位同志参考。有过失错，只要真心改正，便无大碍。
华君武的创作生涯持续至90岁高龄，他的作品广受读者好评。谈及此，他晚年时感慨道：“在上海，我的漫画主要面向高级知识分子。但到了延安，这样的作品并不受老百姓欢迎，所以我必须做出改变。这正是毛主席所倡导的，要到生活中去寻找灵感。这也是我后来一直努力的方向，若是没有这些经历，我的漫画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毛主席的《讲话》对我的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从那以后，我有意识地让自己的漫画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工农兵，他们的喜爱是我最大的荣耀。”“如果我没有到延安，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和毛主席的教诲，就没有我今天的漫画，也就没有华君武的今天。这一点我感受非常深刻。虽然这是老话，但确实不得不说。”
2010年，华君武先生逝世，中国文联的负责人在缅怀会上发言：“在华君武先生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遵循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致力于推动漫画艺术的民族化与大众化。他的作品风格鲜明，活泼有趣，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特点……他的艺术实践和成就，为我们解答了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应为何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树立了光辉的典范。”